副厅级官员两个月工资买不起一平米房子，有两种可能，一是官员的工资太低，还有一个就是房价太高。从李惠武副主任每月工资8000多元来看，这个收入应该不算低。那么，副厅级官员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只能说明房价太高了。

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我们不妨来算一算，一些官员需要多久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连“副厅级”的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那么，那些比副厅级小得多的官员，需要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套房子呢？

我们就按“副厅级”的工资标准来算吧，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副厅级官员200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也就是说，一个副厅级官员不吃不喝，至少需要17年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这还不算装修的费用。那些比副厅级小得多的官员，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即使加上夫妻的另一方收入，官员要想买一套房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2007年广州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就说过，“房价涨得不可开交，很多公职人员，凭正常收入是很难供得起房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包括房价昂贵的广东，官员不但买得起房子，有的甚至还有“二房”、“三房”。一些官员，面对“商品大件”的房子，更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像买青菜萝卜一般。比如，今年1月，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在对合肥市房地产市场展开调研时，就当场掏腰包买下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据说此举是为了“支持楼市拉动内需”。

房价虽然贵，但官员的手段更高！虽然副厅级官员“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但再贵的房子官员也买得起。当然，不排除一些官员也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以按揭的方式来买房，但是，至少，在高昂的房价面前，绝大多数官员的日子要比普通老百姓过的滋润。因为他们除了显性的工资收入以外，还有隐性的收入，比如利用权力，就可以花很少的钱买很贵的房子，有的甚至一个仔儿也不出，就住进了开发商为其提供的商品房甚至豪华别墅。

不可讳言，国内的房价之高早已遭到人们的诟病，一些工薪阶层买不起房子比比皆是。现在，就连副厅级官员的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说明房价真的太贵了。然而，即使如此高昂的房价，又有多少官员买不起房子呢？而正因为官员无需为房子问题担忧，所以，很多地方很多官员，就一个劲地鼓励房价上涨。而房价在一些官员的照顾下，也一直坚挺不倒，这就是国内楼市的真实写照。

以裸奔来庆祝毕业，需要点勇气。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这两名男同学做到了，我很佩服他俩！但是，当我看到了他们打出“最后的坦诚” 的裸奔招牌，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

对于裸奔，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裸奔，我们其实并陌生。去年，清华大学就有3名男生为了庆祝毕业而在校园内裸奔，其中一人是半裸，两人是全裸，并且还得到了女生的“加油”声。清华裸奔者之一付桂衍认为，：裸奔这事，做不做是自己的事，理不理解是别人的事。裸奔表达的是一种自我突破。由此看来，清华“裸奔男”并没有把裸奔认为是如何高尚，而只是个人行为的一种自我挑战而已。

而此次复旦“裸奔男”，将自己的裸奔标榜是“最后的坦诚”，这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起来，裸奔就是裸奔，与坦诚何干？

有一些裸奔，是裸奔者的精神出现了问题，比如2007年，在湖北汉口市香港路华氏百货门口，一名女子因为积蓄被男友卷跑后，精神大受刺激，于是在街头裸奔。而有些裸奔，是裸奔者的思想非常前卫，比如清华裸奔男，还有这次复旦裸奔男，我们就不能说他们是受到了精神刺激，而只能说明他们的思想比较前卫。

裸奔与风靡一时的“行为艺术”十分相似，都是个人的一种宣泄，裸奔就是裸奔，与坦诚其实并不搭干。难道脱掉衣服就坦诚了？如果硬要说裸奔就是坦诚，如果不是醉话，那么就是疯话！

中国内地富豪人数首次超过英国，上升至全球第四位，甚至有望在2013年超越北美，这说明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多，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体现了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加。然而，国内富豪人数超过英国，却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喜，相反，却让人感到有一丝隐隐的担忧：财富过于向少数人群集中，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更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首先是富豪的奢侈和吝啬问题。《亚洲时报》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奢侈品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富人挥霍的程度让人震惊。然而，与富人个人消费大手大脚相比，中国富人在慈善事业上却显得十分吝啬。据《新京报》报道，安徽省慈善协会平均每年所收款额在2000万左右，但源于安徽省富豪阶层的捐款几乎为零。在慈善事业方面，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将全部个人财富捐给慈善事业，股神巴菲特也捐出了85%以上的个人资产，而中国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位，他们宁愿金屋藏娇、宝马换奔驰，也不愿意捐款给慈善事业和去修福利院。这体现了国内富人与国际富人的差距。

其次是穷人的贫困问题。因为财富过于向富人集中，而富人对慈善事业又十分吝啬，所以，导致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均。富人财富集中的另一面，是穷人财富的严重匮乏，这导致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他们在贫困线上挣扎，有的为了生活，不得不从事着十分危险的工作。与穷人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相比，富人却一掷千金，这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第三是社会“仇富”和“鄙穷”问题。因为贫富悬殊，决定了个人地位的不同，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仇富”和“鄙穷”问题。穷人仇视富人，富人鄙视穷人，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因此也变得十分紧张，这为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所谓人穷不值钱，一些穷人的生命也因为财富的匮乏而变得廉价起来，一些穷人从事着生命危险的职业。因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富人对穷人则是一脸不屑，生命也变得尤为珍贵起来。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一些富人就觉得自己很不安全，有的甚至要移民国外，以期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富。

社会给了自己很多宝贵的财富，而自己攫取了这些财富后，不是想着如何回报社会，而是想着如何卷走这些财富，虽然这是富人的选择权利，但有这样的富人，这又是何等的悲哀？

中国内地富豪人数首次超过英国，上升至全球第四位，让人激动，但是，这只是富人群体的增多，而非国民整体财富的增多，因此，并不值得高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民整体富裕程度超过英国，这才是值得高兴和庆祝的事情。因此，希望富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更应该学会回报社会、回报国家，让财富在造福自己的同时也造福社会，这才是富人之道，也是财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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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许宗衡案被媒体披露之后，关于其情妇女星是说的揣测，就成为很多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话题，“周迅、汤唯、章子怡、王雅莉、黄奕、”等女星先后被卷入，被卷入的还有获得过女子体操奥运冠军、被称为“璇美人”的刘璇。可见，许宗衡案“杀伤力”之大。

引起媒体和网民猜测的原因，缘于许宗衡的案发与“一名以‘优才计划’取得香港居民身分的内地女星”有关。而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以“优才计划”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女明星有周迅、汤唯、章子怡、刘璇、黄奕……等，于是，人们就对这名女星进行了大胆合理的猜测，结果，很多女星不幸被卷入“猜测门”，成为媒体追逐报道和公众娱乐狂欢的对象。而很多女星与许宗衡根本就没有关系，所以，人们的妄测就让她们感觉十分无辜，也感到十分愤怒，为了撇清与许宗衡的关系，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一些女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与许宗衡无关，周迅、黄奕、刘璇都曾先后发表声明，今天，又轮到了瞿颖。

因为多种原因，涉案的这名女星的名字一直没有曝光，这让这名女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人们关注这名女星，甚于关注许宗衡案本身，其原因就在于，因为这名女星的加入而涉及到“性”，从而让许宗衡案多了情色的话题，这让人们津津乐道。

与许宗衡案有关只是“一名女星”，而因为身份没有公开，人们怀疑的对象就很多，因此，注定了要有很多女星为这名女星背黑锅。可以说，娱乐八卦伤了很多女星的心，而这一切，缘于许宗衡的落马，缘于涉案女星的身份没有公开。因此，公布涉案女星身份是关键。

笔者认为，如果对案件侦查不构成阻碍，办案组应该公开这名涉案女星的身份，在案件中，她不再是一名明星，而是一名违法者，就像许宗衡被“双规”一样无需掩饰。当年，涉及赖昌星案的两名歌星的身份不就被公开了吗，想想当时，若是为她俩保密的话，还不知道有多少女星会被无辜卷入呢！

其实，要想减少“误伤”很简单，只要办案组公开这名女星的身份，一切猜测就会云消雾散，一些女星也就不会被无辜波及。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公开这名涉案女星的身份呢？

云南市场惊现一个叫“仇和牌”的白酒。该酒云南市场销售负责人称，“仇和牌”白酒产自江苏，因仇和调任昆明，所以希望借仇和的名气开拓云南市场。据报道，“仇和牌”白酒当年曾遭工商部门查封，被查封的原因是注册商标证书没有下发便开始卖酒。2002年3月，他们注册的“仇(chou)和牌”白酒商标证书下发后，他们一直在卖“仇和牌”白酒。对于是否担心再次被查，与沭阳县醉亦思酒厂联合研制、打造“仇和”品牌产品的江苏古城酒业公司总经理马新彦说，他们曾多次咨询公司法律顾问，“我们使用的商标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合法，我们的酒质也是过硬的，我们不存在压力。”昆明市委宣传部称，尚不知此酒。（《新京报》）

既然“仇和”被注册成为商标，是经过国家商标局核准容许使用的，“仇和”商标也就具有了法律地位，新京报使用“惊现”一词，我觉得就有点不妥。况且，“仇和”牌白酒自生产以来，就一直在地方市场销售，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市场行为。

现在，“仇和牌”白酒销售到了昆明，不过是希望借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名气来开拓在云南的市场，这种做法虽然有“傍名人”之嫌，但是，作为被国家法律容许使用的商标，其使用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虽然在取得商标注册之前，这家酒厂曾遭到地方工商部门的查封，但这只能说明，该酒厂之前的行为有不妥之处。

“仇和牌”白酒当年被查封，是因为与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同名”。而未经注册就使用“仇和”字号，这给了工商部门查封的理由。然而，当合法注册以后，“仇和”商标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因为其与现在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重名”，命运就岌岌可危。

不可否认，当年“仇和牌”白酒的生产销售，是在傍时任县委书记的仇和的大名，因此，“仇和牌”白酒的生产销售也就遭遇一波三折，但该酒厂最终取得了“仇和”的商标注册和使用权，这一方面说明了该酒厂的精明，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酒厂具有法律意识。当年，无论是仇和的职务、名气和影响，都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在当时并不能算是“名人”，而只是地方的县委书记。因此，国家商标局在受理“仇和”商标时，也就没有考虑“名人”的因素，而商标经过申请，也没有异议。因此，“仇和”商标也就顺理成章地花落沭阳县醉亦思酒厂。

法律保护经过注册的商标，也保护合法使用商标的行为。因此，销售“仇和牌”白酒，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在市场上，也应该不存在障碍。不管昆明市委宣传部知不知道此酒，它都不应该受到权力的干预。若认为使用“仇和”做商标涉嫌侵犯了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名誉权，可向国家商标局提出申请复议，从法律渠道来取消“仇和”商标的注册使用权，否则，“仇和”商标的使用行为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侵犯。

检察机关从利于自己查案出发，要求举报人署名举报，应该说没错。但问题是，检察机关能否真的做到为举报人保密？我看检察机关不一定能够做到。近年来，因为署名举报而遭到打击报复的举报人不在少数，问题出在哪里？接受举报、查证举报的检察等机关难辞其咎。

匿名举报是公民隐匿真实姓名向检察等机关揭发、控告、检举有关组织或个人犯有党纪、政纪的错误或触犯刑律的罪行，并表示要求对其进行惩处意愿的行为。匿名举报的好处就在于，匿名举报不容易暴露举报人的身份，有利于保护举报人的利益。其坏处在于，一是会带来举报的情报不清、证据不足、线索中断等问题。另一个就是容易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栽赃陷害的便利。

尽管检察机关提倡实名举报，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不受到欢迎。事实上，很多举报人因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所以并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在天津市检察机关接受的线索中，有80％的举报人选择匿名。可见，但匿名举报仍然是群众喜欢选择的一种举报方式。

尽管匿名举报会给检察机关带来很多麻烦，但群众却喜欢匿名举报，在制度不严，举报者信息屡屡被泄露而遭到打击报复的情况下，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匿名举报并非意味着捏造事实，而是举报者担心自己遭到打击报复。群众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1998年，因举报沈阳市“宁官村土地案”的周伟，被以“非法集会示威”之名被拘数百天，随后被开除党籍；2001年，辽宁鞍山市国税局职工李文娟举报国税局存在少征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结果两次被辞退工作，并遭刑事拘留，后又被劳动教养1年；2006年，四川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因为举报当地官员而遭到砍伤报复；举报河北原市委书记程维高违纪的老人郭光允，则选择避世。

举报人屡遭不测的现实告诉我们，举报人处境堪忧。在当前保密措施不严，无法确保举报人信息不泄露的情况下，匿名举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作为查处案件的检察机关，不应该排斥匿名举报。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受到查处的大要案，有很多是匿名举报提供的线索，这表明，匿名举报是人民群众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渠道。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因为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触犯了众怒，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迫于舆论压力，郑州市纪委对逯副局长进行了调查，逯副局长也被停止工作。对于口不择言的逯副局长，因为“乱说话”而被停职检查，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然而，笔者认为，当地纪委仅仅拿逯副局长“替谁说话”说事是不够的，作为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只是在为地方党委、政府做事，“替谁说话”只是说出了实情而已。即使有错，也只是错在“乱说话”，真正损害民众利益的，不是逯副局长的“乱说话”，而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乱做事”。

引起逯副局长“乱说话”的原因，是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记者对此事进行采访，引起了逯副局长的不满和反感，从而说出了“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样混账的话。而因为这句话，逯副局长被停职接受调查。

说实话，作为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受到这样的处理还是挺冤的，他只是执行者，说出的也是实情。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事情虽然是开发商干的，但是，却是得到地方党委、政府认可的。否则，估计就是借开发商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因此，在“经适房变别墅”这件事上，就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主意，用逯副局长的话来说，就是“党在做事”。而逯副局长又比较诚实，面对记者的采访，就说出了“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样不讨好的话。

当我们把舆论的焦点对准逯副局长的“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时，我们就瞄错了靶子，偏离了方向。真正应该受到调查的，是地方的党委、政府负责人，逯副局长只是因为“乱说话”而变成了他们的替罪羊。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乱说话的”虽然被停职检查了，但“乱做事的”却依然我行我素。据《成都商报》报道，虽然“乱说话”的逯副局长被纪委调查，但好像并没有影响别墅的建设进度。可见，“乱做事的”比“乱说话的”更铁腕、更强硬！因此，我们千万别让“乱说话”掩盖了“乱做事” 的真相。

虽然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并不一定就是思想不正，动机不纯，而且还是“工作需要”，但3成基层官员称业余出入娱乐场所系工作需要仍然令人担忧。这说明，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已经成为官员的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需要”，尽管这种需要打上了“工作需要”的标签，但是，“工作”的成分有多少，有无此“需要”，恐怕只有出入娱乐场所的官员自己知道。

官员出入娱乐场所最大的后果是公款消费，还可能出现异性色情服务，甚至涉及嫖娼等违法行为，导致官员的腐败与堕落。闹得沸沸扬扬的巴东邓玉娇杀人案，不就是三名政府官员到娱乐城寻欢作乐遭到拒绝而酿成的惨祸吗？而6月5日，湖南祁东县纪委作出决定，对接受和参与异性洗浴按摩服务的红旗水库管理所原所长杨某等9名党员干部，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处分，其中李某等三人被免职。全额追回公款报帐的6272元，并上交县财政。可见，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其后果是不容乐观的。

也许有人要说，巴东的这3名政府官员和祁东的这9名党员干部去娱乐场所，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个人行为”，所以，他们被杀或者受到处分，属于咎由自取。要是“工作需要”的话，那就不同了，不但可以公款消费，出事后说不定还可以追加个“因公殉职”呢。比如河南信阳不就有一个官员醉死在娱乐城，最后获得个因公殉职，甚至还获得了三等功吗？

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尽管这一行为并不违法，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因为“工作需要”出入娱乐场所的官员，会是自费娱乐。如果是公款“娱乐”，那么就是一种腐败行为。而涉及色情服务，无疑违反了有关纪律规定。如果是卖淫嫖娼，那么，就涉嫌违法犯罪。所以，尽管娱乐场所不一定就是违法犯罪场所，尽管官员出入娱乐场所也不一定就是为了去违法犯罪，但从近年来报道的一些社会事件来看，娱乐场所实乃是非之地，属于“官员不宜”之场所。

由于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屡屡“惹是生非”，所以，很多地方作出了严禁党员干部出入娱乐场所的规定。不知道接受调查的官员，他们所处的这些地方是否也作出了严禁党员干部出入娱乐场所的规定，但从3成基层官员称业余出入娱乐场所系工作需要来看，这些规定无疑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而这些官员对严管干部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前景充满信心，说明“严禁”早已变成了“默许”。

其实，所谓的“工作需要”，不过是这些官员的借口。因为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容易导致官员的腐败甚至犯罪，所以，当官员出入娱乐场所成为工作需要，当“工作需要”成为官员进出娱乐场所的通行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腐败也会成为官员的“工作需要”，到那时，我们该怎样去反腐？

为了证明自己的医术，李培刚给观众进行了现场演示，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而央视为了增加节目的吸引力，对李培刚的医术也是大加渲染，声称其是“神医”。然而，台上说的唾沫横飞，但台下的观众却心生疑窦，李培刚的医术真的就这么神？

央视的这期《面对面》，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地方台的电视医疗广告，一些电视医疗广告为了证明医术或者药品的药效，动辄拿患者来“现身说法”，增加了欺骗性。有的患者甚至已经离世，但广告却照播不误，这对于那些神医、神药及电视台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由于电视医疗广告夸大其辞，有的干脆就是骗人的虚假广告，深受其害的人们早已看清了电视医疗广告的庐山真面目，对电视医疗广告，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现在，大名鼎鼎的央视也在做医疗广告了，不但拿“神医”说事，还现场请来了患者“现身说法”，增加“神医”的医术可信度。但是，面对许多瘫痪者常年瘫痪的现实，人们难免产生疑问：既然“神医”李培刚这么神，他是否也能够帮助这些患者站起来呢？如果不能，他还称什么“神医”呢？

李培刚可能在治疗瘫痪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也不否定他在治疗瘫痪上具有一定的特长，但在电视现场，就把一名不能下蹲的患者“现场治愈”，这个疗效还是令人感到吃惊。显然，“神医”再神，也不能打消观众的疑虑。而央视的这种举动，显然有“医托”之嫌。